Electronic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004, Vol. 2, No. 2, pp. 74-78 © Centre for Languag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eview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社会语言学：经典选读》评介
 

Reviewed by Jingquan Li

《社会语言学：经典选读》（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语言学教授Christina Bratt Paulston和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现代语言系主任G. Richard Tucker编写并作序，汇集28位社会语言学家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而成。对于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的学生和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最新入门读本，由11个部分组成，共收录29篇论文，多数是再版，每个部分的首篇论文都是该子域的经典之作，接下来的论文大部分年代较近，是过去近50年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的力作，其中一些专门为这个读本而作。编者认为，每个部分都代表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每个部分都包括编者的导言，在导言末尾还列出了推荐阅读的文献目录；每个部分由1篇到6篇社会语言学特定领域经典研究论文组成；每个部分完结时还专辟一页空间，列出一些讨论题和活动实例。该书封底如是说：“这本论文集有助于界定社会语言学领域”，弄清了社会语言学的来龙去脉，帮助学生理解社会语言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将逐一介绍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并对全书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第一部分涉及社会语言学史，包括Roger W. Shuy（1990）的“美国社会语言学简史：1949-1989”（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olinguistics: 1949-1989）和Louis-Jean Calvet1的“欧洲社会语言学渊源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Sociolinguistics in Europe）。这个以历史为指向的部分表明了社会语言学领域相对较新的研究范围，指出它是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发展而来的，明确地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为该书其余部分提供了一个概括性、说明性的背景。文中对某些时代政治的讨论很有趣，如Shuy对196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和Calvet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这些讨论引起了语言学家对社会语言学所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方言的差异问题和同文同种民族、社会阶级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第二部分是说话的民族志学，共两章。编者突出了Dell Hymes（1986）影响力极高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的交互模型”（Models of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及交际能力组成部分的重要性。Hymes（1986）提出了一个关于描述单个社团和团体的理论，以包括整个言语社团。他认为这个言语社团有两层含义：言语社团共有言语操行与解释的规则，共有解释至少一种语言变体的规则。在“我来为之歌唱的土地：在托斯卡纳Contrasto表演诗歌中磋商身份与地方”（Lands I Came to Sing: 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d Places in the Tuscan Contrasto）里，Valentina Pagliai（2000）详细描绘了意大利托斯卡纳言语社团的Contrasto表演诗歌传统。这是一种在节日等公共事件中进行的戏谑取笑活动，由两名对手进行激烈的赛诗辩论。这种戏谑取笑表明参与者共有一套行为规则，他们都是通过歌唱和表演来戏谑取笑对方，或许他们还共有一种语言变体。然而，作为一个同质言语社团，他们却通过叫出所来之地的名字的方式非常具体地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Hymes的言语社团的范围可以缩小到一个非常小的地理区域。阅读这一章，通过思索这种表演性诗歌，读者可以领会到语言表现和磋商地名、种族身份意义的方式。

第三部分是本书篇幅最大的一节，探讨语用问题，显示了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广，包括6篇论文，分为4个小部分：叙事与语篇分析（3篇）、会话分析（1篇）、称谓研究（1篇）和言语行为（1篇）。在“叙事分析：个人经历的口头版”（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中，William Labov & Joshua Waletsky（1967）详细描述了叙事分析领域的早期创新。在“叙事分析：三十年之后”（Narrative Analysis: Thirty Years Later）里，Emmanuel A. Schegloff（1997）对三十年来人们在理解记叙文时出现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作了深邃的思考。在“叙事结构：新西兰毛利人与白种人讲故事时的一些差异”（Narrative Structure: Some Contrasts between Maori and Pakeha Story-telling）里，Janet Holmes（1998）运用她的结构框架集中讨论这两类人在非正式对话语境中讲述故事时反映出的文化差异。虽然Labov & Waletzky（1967）的论文为今天的叙事分析研究做了重要的铺垫，Schegloff（1997）所做的批评让我们了解到在叙事分析方面研究者已经做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在Holmes（1998）里，我们可以看到Labov的影响。在“语境化惯例”（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s）里，John Gumperz（1982）考察了不同的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变量，认为它们是文化规范和韵律学与句法学互动的产物，分析了不同英语变体的对话，主要是讲英语的美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对话，以便发现因语言造成的跨文化交际失误。Roger Brown & Albert Gilman（1960）在“表示权力与亲疏关系的代词”（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一文中集中讨论表示权力或亲疏关系的代词的形式与使用，还探讨了称呼语代词tu与vous的可能历史以及代词的选择与等级（或权力大小）的选择的互动关系。最后一小部分是Janet Holmes（1998）的“恭维：一种积极的礼貌策略”（Complimenting: A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考察了男女之间的恭维言语行为，发现这些恭维语也被当作高压攻势（power play）而使用，而且能够反映出文化和性别方面的诸多信息。

第四部分涉及语言与性别，共两篇论文。在导言中，语言与性别被置于女权运动这个更大的框架之中，还提到了社会语言学以外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一些名人，如法国作家、女权运动者Simone de Beauvoir。该导言指出了将来研究的方向，揭示了目前研究中的空白，如社会团体内部的变异。第一篇节选自Robin Lakoff（1973/1975）的论文“语言与妇女的地位”（Selections from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虽然此文标志着语言与性别的女权主义研究的开始，为其他研究提供了灵感，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它却缺乏实证效度，看起来频具讽刺意味。在“语言策略的相对性：对性别宰制中的权力与亲疏关系的再思考”（The Relativity of Linguistic Strategies: Rethinking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Gender Dominance）一文中，Deborah Tannen（1994）讨论了说话人在不同语境中的说话方式所具有的功能。

第五部分的焦点是语言与变异，编者将其与地理方言学和语言地理学联系起来。第一篇论文是William Labov（1975）的“一些社会语言学原则”（Some Sociolinguistic Principles），足见Labov对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远影响。Labov文中提出了变异语言学的一些操作性原则。Labov在第249页说到：“在我们训练工人阶级全盘照搬中产阶级的言语模式之前，这种语体的哪些方面学习起来有实用性、哪些是具有威望和时尚的事情，这些问题值得一问……但不幸的是，我们尚未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或许第二篇论文Walt Wolfram（2000）的“论构建本土语方言规范”（On Constructing Vernacular Dialect Norms）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迈出了一步。编者对Wolfram在232页提出的“本土语怎样……就变成了规范的语言”问题作出了质疑，但他们的理由似乎并不明朗，或许是Wolfram深刻的洞察力让他们感到惊讶。最后一篇论文是Barbara Johnstone（1991）的“一次美国民意调查中的语言个体”（The Linguistic Individual in an American Public-Opinion Survey），把社会语言学研究置于个人层面，讨论了民意调查者对话的个体性，为说明个体变异的重要性提供了重要佐证。

第六部分涉及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编者在导言中指出，社会语言学原理已应用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我们还可作以补充，人类学原理与方法也与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收录的唯一文章是John E. Reinecke（1937）的“作为边缘语言的贸易行话与克里奥尔语方言”（Trade Jargons and Creole Dialects as Marginal Languages），是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研究领域的早期名作，具有开创性。文章还讨论了交际策略、语言与权力、行话等问题。

第七部分涉及个体双语现象，提出了关于语言价值、作为讲某种语言的个体拥有的权力等问题，并对教育体制提出质疑。编者在导言中多处提到了美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因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是双语制或多语制，若提及这些国家，导言就与后面的内容更具相关性。第七部分包括三章，后两章是本书收录的原创文章。第一章是Wallace E. Lambert（1967）的“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A Social Psychology of Bilingualism），提出了关于双语现象与多语现象之间的联系的一些论断；通过研究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对对方的印象，提出了身份磋商、语言价值等问题。第二章是Jim Cummins的“BICS与CALP：二者区别的渊源与原理”（BICS and CALP: Origins and Rationale for the Distinction），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基本人际交际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BICS）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CALP，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两个概念，描述了BICS与CALP怎样与许多其他概念性区分相似、这些区分的存在为何重要，然后对BICS与CALP的区分作了论证。第三章是Jeff MacSwan & Kellie Rolstad的“语言多样性、学校教育与社会阶级：重新思考我们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中的语言水平的看法”（Linguistic Diversity, Schooling, and Social Class: Rethinking our Conception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Language Minority Education），呼吁进一步细化BICS和CALP。

第八部分涉及双语体现象，共三章。在“双语体现象”一文（Diglossia）中，Charles Ferguson（1959）重申了双语体现象这一概念的原创性，把它看作一种动态的语言情景，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是稳定的。他界定了瑞士人讲的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埃及人讲的阿拉伯语、现代希腊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能在哪些情景中使用，强调了不要总是分析一种语言的标准形式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可以从本土语中学到很多。在“有和没有双语体现象的双语现象”（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中，Joshua A. Fishman（1967）扩展了Ferguson的研究，把双语体现象与双语现象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双语体现象这个概念扩展至多语语境。第三章是Alan Hudson（1991）的“双语体现象的系统研究”（Toward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Diglossia），本书对原文作了删节。Hudson考察了Ferguson和Fishman的研究，试图找到一个双语体现象的工作定义，以便研究者对这个术语的意义达成普遍共识，更有效地应用于实证数据的研究。

第九部分涉及团体双语现象，共两章。在“对两个流行假设的实证探讨：从跨政体视角看语言异质性、内乱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Two Popular Assumptions: Interpolity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Civil Strife and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里，Joshua A. Fishman（1990）驳斥了关于语言异质性导致内乱等问题的种种论断，并描述了多语国家的多种积极特征。在“少数民族语言与语言政策”（Linguistic Minorities and Language Policies）里，Christina Bratt Paulston（1992）指出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具有多种优势，考察了加泰罗尼亚、坦桑尼亚和秘鲁推行的成功的与失败的语言政策，并探讨了语言更替的原因。
第十部分涉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共三章。在“方言、语言与国家”（Dialect, Language, Nation）一文里，Einar Haugen（1966）提出了界定一种标准语言的指针，为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实行语言规划奠定了基础。在“语言规划目标：一种分类”（Language Planning Goals: A Classification）里，Moshe Nahir（1984）根据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例子，详细地提出了语言规划的11个目标，并指出Haugen描述的是语言规划者怎样达到其目标，而他考虑的则是语言规划者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读写能力与语言规划”（Literacy and Language Planning）一文中，Nancy H. Hornberger（1994）描述了在小学发展母语读写能力的作用，赞成提高当地居民读写能力的作法。

第十一部分涉及多语现象、政策和教育，包括G. Richard Tucker（2001）的“双语与双语教育的全球性视角”（A Global Perspective on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和Christina Bratt Paulston（1997）的“语言政策与权利”（Language Policies and Rights）两篇文章。Tucker介绍了全球语言教育研究取得的重要发现，强调学生有必要利用自己熟悉的一门语言来发展读写技能。Paulston从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两方面突出了语言权利问题的重要性，主张社会语言学应给这些问题以更多的关注。

本书是Blackwell出版社“语言学：经典选读”（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丛书的第三册2。正如本书前言所说，本书的对象是社会语言学的初学者、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的人和没有读到全部直接资源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者。本书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语言学入门教材，也可以作为其他入门教材的补充读本，因为它涵盖了范围广泛的研究内容。如果编者不作导读，本书可能真地只适合作为补充读物。正是这些导读和所附讨论题，使本书成为一本最新的社会语言学核心论著。

在结构体例上，经过编者编辑的这些论文很有价值，使全书比其各个部分的总和更伟大。每个部分都以简明扼要、条理清晰的导言开始，方便读者阅读其后各章。这些论文就像百科全书的条目一样，是每个子领域发展的精华。每个部分的组织脉络清晰，以学术发展和时间顺序为主线，靠后的章节经常能证明靠前的章节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总地说来，每章后面的讨论题对读者和社会语言学教师都是一种奖赏，尽管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题，比如可以增加涉及具体数据材料的讨论题。所设讨论题多数发人深省，特别是第三部分，学生可以有许多机会来自己进行分析，而且全书还提出了许多让学生课外解决的问题，如与朋友、邻居和外国人面谈。讨论题会涉及前面各章节的内容，这样全书收录的论文就成了有机的整体。此外，本书的索引非常好，各个部分的导言列出的推荐阅读文献也十分优秀。

看到书名中的“经典选读”，我们会认为本书收录了必不可少的文献，而在浩如烟海的开创性文献中筛选出一些精华论文并编辑成书定非易事。笔者认为，编者应在全书前面设一个总序，为自己为何和如何选取这些论文正名，并简要讨论社会语言学对理解语言和人类状况的贡献。另外，这些论文的编排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同一篇文章可能分属不同的部分，如第三部分Holmes（1998）完全可以归到第四部分，而第十一部分的两篇论文可以归到第十部分。语用学和双语研究论文不胜枚举，可能可以适当增加关于它们的论文的比例。事实上，虽然本书覆盖面很广，但收录的研究范围还很窄，如语言消亡、语言维持等领域就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第十一部分提了一下语言消亡，第六部分的讨论题里提了一下语言变更与适应。鉴于多数语言学研究者都意识到世界上诸多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着巨大威胁，而且在研究这些语言时社会语言学原理的相关性也将得到体现，所以把关于这些课题的经典研究收录进来很有必要。此外，如果编者更多地提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民族和地区，效果会更好。论文作者的个人信息（“作者说明”部分）以及论文参考信息（“鸣谢”部分）与相应论文放在一起或许更好，或者可以放在每个部分的导言中，而不必在本书开头独占两节。编者在第2页提到，第一部分或许应该最后来读，笔者认为没有必要，但可以在看完或学完全书之后再重读第一部分。

作者一个读本，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没有采取批判性态度，而且花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笔墨极少。作为中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编者没有质疑实证主义，也没有讨论宏观社会语言学（社会的社会语言学）与微观社会语言学（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区别。总地说来，本书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种优秀的资源，编者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使我们能在一册书中得到如此之多的开创性文章。本书概括了社会语言学的进步历史、广阔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反映世界变化的方式。

注释

¹ 本书并未交待Calvet这篇论文何时在别处刊载过。
² 前两册分别是《音系学理论：经典选读》（1999）和《形式语义学：经典选读》（2002）。到2004年底共出版了5册，后两册是《第一语言习得：经典选读》（2003）和《跨文化语篇与交际：经典选读》（2004）。

▲ Top

◄ Back to main page